保温杯里的中年与夹缝中的中产 我们为什么小富不安?   发布时间:2019-03-03 14:37:39

保温杯里的中年与夹缝中的中产 我们为什么小富不安?

  保温杯火了。昔日的摇滚青年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变成了端着保温杯喝着枸杞水的白发大叔。每一次“中年危机”话题,也能养活好几个“10万+”。以中产为代表的焦虑不安群体陡然发现,哦,除了房子车子孩子票子的无奈,不敢再轻易爱恨之外,还有岁月紧紧地缠绕着自己的身体……

  8月12日,笔者写的《我们终于小富了,但却小富不安》引发了不少讨论,篇幅所限,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讲清楚,就补充写下这一篇。

  中国正处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定阶段,时代反映在人心上的是,担心失去竞争优势,害怕落后于时代的焦虑感实际上分布于任何年龄段的人群,孩子们拼命学习、年轻人持续迷茫、中年人满身责任和焦虑、老年人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今,温饱基本上已不是问题,但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之间的不均衡也在加剧,从而导致出现了很多结构性的新问题。

  大城市中产和精英因何焦虑

  中国2015年已成为全球中产阶层人数最多的国家,按照瑞信《全球财富报告》,中国中产阶层人数为1.09亿人,超过美国了(9200万)。而据麦肯锡、经济学人智库等机构测算,中国中产阶层范围更大,人数更多,他们甚至认为城镇人口的五六成已成中产。

  2016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为7.93亿,假定五六成都是中产,则中国的中产总数为4亿到4.7亿上下。但事实上,由于从一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的巨大差别,中国的一线中产和四线中产的差距可能如同隔着一个泰国或印度尼西亚。

  上篇文章说到,中国人的小富不安是由于“财产减值”的压力,房子涨不动了,储蓄等于倒贴,股市充满动荡,财富高积累时代快要结束了。中产阶层的财富实力离富豪还很远,甚至永远无法企及,但他们对于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的需要则和富豪阶层没有区别。而好学校、好医院总是稀缺的,越是向往,沮丧也越多。

  人们还发现,大城市中产者的不安感比三四线中产者的不安感更甚。前中信银行行长朱小黄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近年来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房价上涨,与房价类似表现的还有这些:物价、人口、劳动力成本、小汽车、地铁、高架桥、CBD、摩天大楼以及雾霾、噪音、拥堵、积水成灾等各种大都市现象,快速的繁荣背后必然会付出风险成本。

  首先,大都市吸引的是劳动力、资本、人才、物流、各种财富,周边城市挣到钱的人都会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大都市,但由此抑制了中小城市自身的良性发展。许多省会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着“吸金者”的角色。而良性发展应该是均衡发展,让城市更完善,乡村更富裕,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互补。

  其次,大都市会带来财富的不均衡流动。大都市的活力和正常运行本质上靠社会精英群体维系,这里却存在一个悖论,即大城市吸引着全国各省甚至全球的财富人士流入和社会底层淘金谋生者的流入,前者有财富,不在乎房价、教育与医疗费用的高企,后者对房价、医疗、教育成本敏感度低,能生存就会留下来。唯精英群体,因其收入水平固化,对生活质量也有较高要求,房价太贵,孩子教育太难会让这类人望而生畏,另谋出路。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人才外流。

  此外,交通拥堵是超大规模城市的喧嚣噩梦。大都市面积庞大人口骤增,但与之匹配的医疗、教育、商业网点、物流配送等城市功能却是靠长期积累才能相对完善。相对于城市的扩张速度,城市功能的配套速度和质量远远不足。近几年,一些大都市更新增了一种病痛,即积水成灾,地下排水系统远远跟不上,逐渐形成了城市积水洼地,大雨、中雨有时造成了都市水灾的局部现象。

  大有大的好处,也有大的难处。大城市的中产者,因城市而风光而自豪,内心的不安却有谁能解?

  大城市有其特殊压力,而对所有城市的中产者来说,有一种小富不安的压力则是共同的,就是税负不轻、保障不够。

  根据权威学者研究,2016年,中国公共预算收入约16万亿元,占GDP的21.45%,这是窄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同年,中国社保基金总收入为48272亿元,加上公共预算收入,中口径的政府收入达到207824亿元,宏观税负升为27.93%;此外,中国政府性基金收入46618.62亿元,国有资本金收入2602亿元,加上前面的公共预算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政府收入总计达到257044亿元,宏观税负为34.55%。

  这样的税负高不高呢?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手册》,“宏观税负”一般是指按照宽口径计算的居民税收总体负担。2013年,国际平均宏观税负为30%左右,中国高于国际平均值。欧美等发达国家一般会达到35%到40%,这与其居民人均收入较高,税收负担能力较强有相关关系。

  再看看企业的税负,国际上评价企业税负水平通常采用“总税率”。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总税率”是指企业必须缴纳的总税额占商业利润的比例。总税额包括税收和各种强制性缴费,所谓强制性缴费又称“劳务税”,即“五险一金”等劳务管理方面的支出。2013年,我国总税率为68.7%,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泰国和南非,仅略低于巴西。2014年为68.5%,2015年为67.8%,2016年为68%。

  根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发布的《2017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的《缴税2017》(Paying Tax 2017),2016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达到68%,居世界第12位。前11位分别是:科摩罗(216.5%)、阿根廷(106%)、厄立特里亚(83.7%)、玻利维亚(83.7%)、赤道新几内亚(79.4%)、中非共和国(73.3%)、毛里塔尼亚(71.3%)、哥伦比亚(69.8%)、柬埔寨(69.8%)、巴西(68.4%)、几内亚(68.3%)。在传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是44%、日本是48.9%、英国是30.9%、法国为62.8%、德国48.9%;在传统高福利国家中,挪威是39.5%、瑞典为49.1%,芬兰为38.1%。(注:数据来自世界银行英文版报告,笔者翻译而成)

  通过以上的数据,不难发现两个基本点:一是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超过国际均值,虽然不能算很高,但是考虑到国际上的高税负国家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方面做得相当完善,也就是高税负又变成了民生方面的高支出,而中国在民生保障方面的覆盖和保障水平还相当不足,很多问题都要靠自己解决,所以说,我们是税负不轻,保障不够。

  第二点,就是中国企业的税负太高了。中国企业税负中流转税比例高,也就是不管你挣钱亏钱,只要有经营活动都要交税,明显不合理。也因此,大量企业不得不进行各种避税和逃税。

  营改增后,企业实际税负减轻了吗?由于抵扣链条加长,多数企业是受益的,但是也有三大类企业的税负是增加的,包括交通运输业、金融保险业和建筑业。此外,对智力密集型的创新行业,因为可供抵扣的资本项很少,税负也没有什么减少。

  从个人所得税角度看,总体上,我国的劳动所得税负担重于资本收益所得,以至于人们经常说中国的个税就是工薪税,工薪阶层贡献了个税的大部分。资本收益巨大的富豪阶层所缴个税比例反而不高。现行税制下,不同收入人群收入差异过大的现象不易克服,未来应该参考CPI和家庭状况,实行动态、富有弹性的综合费用扣除制度,才能缓解工薪阶层的压力。

  最后,我们再看看社会保障水平。清华大学就业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每年都会发布《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指数报告》。从养老财富的积累来看,2015年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GDP的比例为4.13%,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7.9%的平均水平,各类养老保险余额占GDP的比例为12.06%,低于OECD国家82.80%的平均水平。过去有一种说法“未富先老”,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可能小富了,但养老保障的压力更大了。

  压力之下,人们更多地要靠自己。秦朔朋友圈发表过《香港人为何退而难休? “靠自己”理念深根蒂固》,内地是不是也有“香港化”的可能?在笔者生活的上海,住宅、教育、家政的发展趋势似乎确实与香港越来越像。

  精准扶贫后如何烫平中产焦虑?

  前阵笔者读了一篇文章——《一位乡镇干部的实话:精准扶贫的困惑与反思》。中国扶贫成绩显著,是世界上减少贫困人口最多、贡献最大的国家。目前,我国扶贫资金庞大、减贫措施很多,政府已经尽了全力,但正如文中所说:“政府的初衷和农户的打算难以‘情投意合’!你让我建宅,我不能建,孩子找对象嫌山区条件艰苦,不愿到山区居住;你让我养殖,我不能养,市场经济萧条,有亏本的前车之鉴;你让我种植,我没有技术没有劳动力;你让我易地搬迁,政策资金投入不足,条件目前尚不成熟;你有你的美好愿望,我有我的难言之隐。”扶上马,送一程,各级政府倾注了大量财力和身心精力,效果总是不理想。作者引用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指出“保障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政策的全面配套,让他们在服务平台上尽情地展示自己的脱贫姿态,这才叫真正的公平公正!跟不上步伐的,让救助机制兜底吧!”

  笔者由此想到了一个新问题,精准扶贫后,如何熨平中产阶层的焦虑?

  社会进步需要群策群力,谁都不是圣人和神仙,能轻易满足所有人的愿望。中产阶层的壮大培育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我们需要建设性地、理性地提出行之有效的意见和建议。

  中产者自身对于一时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对于浮躁、抱怨与焦虑,最好的办法可能是让自己先安静理性宽容起来,要么提升自己的能力而自强不息,要么开阔自己的心胸而厚德载物,要么调整自己的预期而知天乐命。

  这个社会的连接,很多很密了,让自己暂时“消失”一会儿,先安静地思考一两天,甚至一个星期吧。曾国藩修炼个人品行的手段是“吾日三省吾身”,每天记日记。要相信时间的力量,多读书,多健身,总是没有错的。笔者个人的自觉是:低俗是只有自由没有自律,自律才更能影响身边的人。

  这是一个充满物质诱惑和信息诱惑的没有围墙的世界。中产阶层是需要呵护的,他们正在成长,不像富人的野蛮生长,中产阶层大部分是靠劳动、靠房子增值、家庭财富传承、以及逐渐丰富的资产配置手段来向上攀升的。不安是怕掉队,但没有机制可以防止你不掉队。竞争之外,也要有守望相助、彼此关心的态度。

  至于“中年危机”,正如秦朔老师说的:保温杯里的中年大叔,是想学习更多新知识但记忆力不断下降的日子,是对儿女的唠叨越来越多但掌控力越来越弱的日子,是仍处于社会中坚但被年轻人渐渐看不上的日子,是升最大官挣最多钱的想法一天天破灭的日子,但中年大叔也有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方式:自自然然做一个真实的自己,自如、自安排、自适应。每一代人都有他/她们的绽放方式,调整方式,再出发的方式,enjoy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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